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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今年可能是完蛋了，只希望明年，到了明年一看，明年又完蛋了，我发现生活就是这样，现在的生活比我当年写小说的时候丰富多了，事情也多，诱惑也多。”三年前，在推出饱受争议的《第七天》后，作家余华就一直再无新作品出炉。日前，当他亮相清华大学一场讲座时，不免会被询问，新作到底什么时候推出，而他给出了这样这样的回答。 写《许三观卖血记》时的生活很安静 余华说，今年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跑来跑去，“今年一年都在跑，马上又要出国去，一直在国外，今年不知道为什么跑那么多”。他本来希望下一部长篇能够快点写完，但是今年基本上没怎么写。 谈到这个话题，余华不禁回忆起自己写《许三观卖血记》的时候，家里刚刚装了一部电话，但基本上没什么人给他打电话。那时他在北京写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莫言在高密写《丰乳肥臀》，两个人大概两个礼拜通一次电话，还有另外两个朋友有时会给他打电话，除此之外生活很安静。现在有了手机，接（座机）电话的时代基本上已经过去了。 余华参与的是一场名为“活着，在现实之中”的讲座，从2006年《兄弟》下册的出版到2013年的《第七天》，他一直饱受争议。在讲座上的大部分时间，他依然在回忆自己从走入文坛到创作《活着》和《许三观卖血记》的往事，针对《兄弟》的争议，他只说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态变得更加保守、写作变得更朴素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余华认为自己的创作冲动和灵感并没有衰退，刚开始写作时的很多困难在不断地成熟中，越写越觉得不是困难，但是身体的确会衰退。写作不是脑力劳动，而是体力劳动，需要很好的身体来支撑，要长时间打字而完全忘记自己的存在。“我记得我在写《兄弟》的时候是40多一点，那时候还能在这种状态里维持一两个小时不出来，一口水都不喝。我家人都知道，我在写作的时候，把书房门一关，他们是绝对不会叫我的，吃饭都不叫我。现在我能撑半小时就不错了，体力确实不行了。” 而谈及2005、2006年《兄弟》出版时，惹起的巨大争议，余华称自己觉得很惊讶，为什么很多人不理解自己的作品。“我原来以为搞文学的人不关心社会，我可以理解，后来我发现有一些做投资的甚至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，他们也不了解社会，可能他们脑子里边就想着怎么挣钱，搞文学的人就在象牙塔里想着什么是文学。”《兄弟》下册写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一个“伦理颠覆、浮躁纵欲”的时代，“我那时候希望中国的社会形态趋向于保守，要不这个社会确实是乱套了，也可能是我个人自己也开始慢慢趋向于保守”。余华认为，随着自己年纪越来越大，他看问题变得和年轻时不一样，会更加“接近于本质的东西”，作品也会变得更加平凡和朴素。 写作只是因为不想做牙医 余华也回忆起自己当年刚刚开始写作时的故事，他白天做牙医，晚上写作，后来院长告诉他，他上班的时候经常打哈欠，因为晚上熬夜。他说他写作的原因很简单，就是不想做牙医，如果当年不做牙医的话，他可能未必是作家。“因为太不喜欢那份工作，每天看人家张开的嘴巴，而且向你张开的还不是健康的，都是有病的嘴巴。”当牙医对他写作最大的影响是，他的作品很长一段时间都是“血淋淋”的。 令余华印象很深的是，1998年1月，他和另外三位中国作家一起去意大利参加远东地区文学论坛，发言的题目就叫“我们为何写作”。余华写的文章就是为了不做牙医，而莫言写的是，他那时当哨兵站岗，发现进出的人里，穿皮鞋的是军官，穿球鞋的是哨兵，他想写稿子挣稿费来买皮鞋。王朔写的也类似，只有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苏童写的是在学校里热爱文学，“但是那小子听完我们三个人的发言以后，认为他的发言很无耻。” 对余华来说那是一个非常幸运的时代，1983年左右他开始发表短篇小说，那正是文革结束之后文坛青黄不接，许多文学杂志刚刚复刊或者创刊，文革后复出的王蒙、张贤亮一批作家，加上王安忆等刚刚冒出的作家，他们的作品加起来还不够填满文学杂志的版面。那时的编辑们还在很认真地读自由来稿，余华写完小说后寄给编辑，就可以发表。到1985、1986年，自由来稿已经没有一个编辑在读，全都扔在麻袋里被收废品的拿走了。“如果再晚两年，我现在可能还在拔牙，差不多已经退休了。” (编辑：大鹏 来源:界面)本文章来自网友投递或资讯集录，如果侵犯你的权益，请发邮件：495600785@qq.com告知小编，将尽快做出处理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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